凤凰网 作者陈维 谢婉银
#本专题由玉龙山下华侨城特约制作#
作为丽江乃至云南研究民族文化和纳西学最知名的学者，杨福泉的治学经历堪称辉煌：
曾游学欧美亚非多国，成为“改革开放后云南第一个出国进行民族文化合作研究的少数民族学者”。其中在德国科隆大学待了4年，期间一年是在的一个小乡村隐居治学待过4年，与“西方纳西学之父”洛克唯一的学生雅纳特教授成为至交。
曾出版有《东巴教通论》《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》《火塘文化录》《灶与灶神》等383 部个人专著；主持过65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。
用他的话说，是“沉潜学海三十载，寻径问学度华年”，省级和国家级头衔数不胜数，除学术界外，他现在还担任丽江市委市政府顾问。
杨福泉在长江最窄处的虎跳峡中虎跳留影 /1997年摄，杨福泉供图
尽管已退休，但杨福泉仍继续躬耕于治学之路上，纳西族和纳西文化仍是他研究的主体，仍坚持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频繁更新，将过往经历和最新观点向世人分享。
在与他近两小时的对话中，鉴于时间所限和学术的艰深，我们并未将主要话题集中在他擅长的民族和宗教领域，而是更多地聊起他记忆里的丽江古城和那些少时趣事。
某种程度上，他并不希望丽江陷于时下很多人谈论的“过于繁华”或“现代化”，因为乡野田园才是这个城市文化的根。无论这个城市怎么发展，都需要留住乡愁。因此，如何在保护生态和城市开发中实现平衡，就变成一个关键问题。
“如果原住民都搬离了土生土长的地方，那丽江最大的魅力就没有了。”
“牛头马面”变为时尚
作为云南民族文化研究的权威学者和古城“土著”，杨福泉对丽江古城的文化变迁自然烂熟于心。
在他的著作和各方论述里，都能看到他用浅显易懂的故事来解释这种民族融合。
首先是姓氏和家族史。
据他介绍，1949年以前，仅有2万多人口的丽江古城就有156个姓氏，之后又陆续增加了89个姓氏，差不多有217个姓氏。
如今相当地道的古城纳西人，其中的大多数都有汉族的血统，他们大多是在明清两朝来到丽江的汉族移民，后来与当地的纳西人通婚，久而久之就被同化为纳西人。
杨福泉的第一代祖先则是明洪武年间湖南常德的汉族名医杨辉，纳西族民间至今还普遍流传着“木土司三留杨神医”的故事。
故事有些黑色幽默：杨辉在丽江治好土司夫人的病和霍乱后，土司不想放其归乡。为挽留执意要走的杨辉，土司就假装放他走，并赠送其金银财宝。但随后又派人扮成强盗在半途抢劫，第二次又故技重施。直到第三次，杨辉觉得这是天意，决定顺从土司的挽留。之后，土司不仅赐他一块风水宝地，还把一个女儿嫁给了他。
“这就是丽江土司广纳人才，从中原引进人才的缩影。”杨福泉说。
纳西族这种兼容并蓄的开放作风，还体现在建筑、音乐、宗教等诸多方面。
比如丽江古城的很多房子结构为中原汉式，保留了“唐宋古风”。但纳西人并不一味照搬汉族建筑，而是把本民族依山就势、随其自然、追求庭院宽敞向阳等传统融合进来。
再如宣科先生领衔的大研古乐队所演奏的洞经音乐，都是从汉族地区传来；纳西古乐里的《白沙细乐》，相传是“元人遗音”，部分古老乐器传自蒙古族；纳西族的东巴教也一样，其中融合了有纳西、藏等民族的文化因素。
纳西古乐就是丽江古城多元文化的最佳代表之一 /《丽江读本》记者 和雪婷摄
“从现在来看，丽江很少有一种文化可以轻易地说成是100%属于这个民族原创的。”杨福泉认为，丽江古城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痕迹，和纳西人博采众长再创造的因素太多了。
但丽江又有其独特性。在云南很多地方，多是当地少数民族被汉族移民逐渐同化，有的连母语也逐渐失去了。但汉族迁徙进丽江后，在语言和服饰等方面会被纳西人同化，纳汉文化相互并存、相互同化。
“一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只要你是住在古城的人，自然就会说纳西话。我很多居住在丽江古城的汉族同学都会讲纳西话，但如果你是居住在古城外围的机关单位里的汉族，就大都不会说纳西话但能听懂。因为他每日朝夕相处的多是本族人。”杨福泉认为这种现象特别有意思。
这种情况也发生在他的爱人身上。爱人家原是20世纪30年代来到丽江谋生的永胜县的汉族，搬迁到古城后，岳父母家里语言就变得十分有趣：父母讲永胜汉话，兄弟姐妹间则说纳西话。到后来，妻子讲话的纳西口音比杨福泉本人还重。
但现在的丽江特别是像古城这样的区域，则又面临着纳西人要被逐渐汉化的趋势。为保住母语，杨福泉夫妇要求在昆明长大的女儿，在家里和给祖母打电话时都只讲纳西话。
东巴象形文字曾被讥笑为“牛头马面”/图源网络，如侵删
其实这种对民族文化可能丢失的危机感，在杨福泉心中一直都存在。
在他2012年出版的近70万字巨著——《东巴教通论》里就有所体现。作为纳西全民认同和信仰的宗教，东巴教也曾在明清时期陷入过被质疑的境地，东巴象形文字被讥笑为“牛头马面”。
杨福泉讲了个故事：清末，丽江有个著名东巴曾考上了秀才，可有些读汉学的纳西读书人竟去县衙门抗议，说不愿和这个只会画牛头马面的人为伍。“这实际反映出一种接受外来文化后，反过来瞧不起本族文化的认同变迁。”
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上的东巴文化研究热兴起，特别是东巴经典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“世界记忆名录”以后，丽江市民对东巴文化的认同才逐渐改变，东巴文春联、东巴文书法字幅均见于寻常百姓家，东巴文字又成了一种时尚文化。
“那时丽江”的奇人趣事
文化的多元和碰撞也让丽江古城有着更加丰富的生活场景，在杨福泉的微信公众号里，他曾专门著文回忆少时的丽江古城。
你能清晰地看见那幅鲜活的丽江版“清明上河图”：家家流水，户户垂杨；车水马龙，商业兴旺；市井百态，奇人林立。
这是很多人都怀念的“那时丽江”：
四方街收市时，杨福泉常常去看市管员关闸放水冲街，孩子们就脱了鞋在水流中踩水玩，有时鱼儿也会随着河水冲到街上来，人们把它捉住又放回河中。古城里人人都知道这河里的鱼属于黑龙潭的“龙王”，不能吃。
对此习俗，曾于抗战期间在丽江古城居住8年之久的俄裔作家顾彼德，在《被遗忘的王国》一书中曾说，他周游列国，而丽江古城是他所见过的“唯一每天用溪水冲洗街市的城市”。
另一方面，古城居民也巧用井水和潭水，创造出“一潭一井三塘水”的用水方法：头塘自饮，二塘洗菜，三塘洗衣。
1989年的丽江古城四方街 /杨福泉 摄
每日如新的街道上还有其他的趣事，让人忍俊不禁，比如五花石路面和藏族马帮的故事。
由于赶马汉子穿的是钉过铁钉的皮靴，马蹄上钉了铁掌，但有时一不小心，就人仰马翻在那奇滑无比的五花石路面上，引起周围一片善意的哄笑声。跌倒的赶马汉子也不恼，笑着起来，照料那跌得晕头转向的马，然后与笑得最凶的几个卖菜纳西女开上几个粗鲁的玩笑，拍拍屁股又赶自己的路。
而纳西女子也有令人捧腹的轶事。纳西女子素以吃苦耐劳、勇敢无畏而闻名于滇川藏地区，这种“英雄气概”还常在丽江集市贸易中显露出来。丽江古城有一条著名的杀猪巷，过去宰猪者是清一色的纳西妇女。
集中了丽江古城纳西小吃大腕的妇女合作小食店（1980年）/杨福泉供图
据杨福泉介绍，在四方街，外地来的贼历来非常畏惧纳西。她小时候在四方街曾见过这么一幕：一外地贼偷一纳西妇女的钱袋，妇女发现后振臂一呼，周围卖货买货的女子全拥上来，抓住小偷边骂边打。“听说外地贼人中有一句话：饿死也不要到丽江四方街，去偷那些纳西婆娘的东西。”
类似市井趣闻还有很多，不过丽江古城毕竟是文化聚集之地，具有传奇色彩的文人雅士也是信手拈来，琴棋书画之风蔓延整个古城。
比如在杨福泉的记忆里，邻居哈三便是个画艺高超的穆斯林奇人。老人一生坎坷，尝尽人生苦酒而不露戚戚之容，也未因多年颠沛流离而委顿红尘。不修边幅，每天踽踽行走于古城的石板路上，有时还有点醉步趔趄。他常坐于古城小桥流水之柳荫下与城中耆老漫话古今，意态悠然。
哈三老人曾师从著名纳西族画家周霖学山水花鸟，后形成自己以大写意见长的艺术风格 /图源自杨福泉微信公众号
哈三常于醉意朦胧中挥毫作画，泼墨走笔，有时一气呵成，一日产生数幅作品；有时画尚未完，便掷笔酣然入梦乡。画室虽零乱简陋，但常有慕名之客，或商贾侨胞，或外国友人，或布衣寒士、山乡野老、童稚后生，他们或来买画求画，或来递门生帖。老人均谦逊以待，但从不整衣冠，亦不摆谱抬价。
另外两位奇人是两个管理四方街集市的老人：一个姓许，一个姓黄。
许老人是古乐队著名的乐手，一只笛子吹得出神入化，人称“许哔哩”（意为“许笛子”）；黄老人写得一手好书法，也是个装了一肚子古城掌故和旧事的奇人。
在民间有“许哔哩”之称的许老人 /蓝伟 摄（图源自杨福泉微信公众号）
两位老人对市场的管理一丝不苟，让商贩既敬又怕。杨福泉多次看到他们在厉声呵斥那些不守规矩的贸易者，四方街在他们的管理下秩序井然，保持着“滇西名市”的丰采。
除了商业，那时的丽江古城，也是一个手工业十分发达的集镇。
上世纪50年代前，古城八成以上的人口主要依靠手工业和商业谋生，曾有过独立的手工业者二千五百多人，私人木织机七百多架。所涉及行业包括皮革、染布、毛纺、纺织、打铜、打铁、织毡等行业。明代就有闻名遐迩的“丽锁红毡”和丽江铜锁。
如何留住丽江美丽乡村
光阴似箭，多年之后，杨福泉的少时古城已不再清水洗面，被时代抹上了一层厚厚的浓妆。
他希望，在商业洗刷着这个城市的同时，也能留得住那些乡愁。
乡愁何处寻觅？进行了数十年田野研究的他，觉得丽江的乡愁还保留在那些生态依然完好的纳西村落里，这里是纳西文化的根，要保护好，就像他在德国、意大利所看到的那些数百年不变的村庄一样。
杨福泉认为，和国内不少城市相比，丽江在这一点上算是做得不错，并没有出现密集的高楼大厦，政府也有意为之。束河古镇、白沙古镇、玉湖村并没有走丽江古城的路，依然还保有原先的乡村风貌，还有大量的原住民。
以束河古镇为例，因为搞了分区制，束河古镇只是在原有的村庄外围修建了仿古建筑，游客进去还可以跟原住民聊天，可以看到他们的日常生活，这个模式也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、专家学者的认可。相反，丽江大研古城被批评得最多的就是这方面的缺失。
丽江束河古村落鸟瞰 /杨福泉 摄于1997年
丽江古村落玉湖村 /杨福泉 摄于2009年
但杨福泉还是担忧以白沙、玉湖为代表的古村落在出名之后，会不会逐渐被空壳化。
“村子出名了，很多人愿意来搞民宿，大量的商业进来，没有多少人能够抵挡住金钱的诱惑，就会出现原住民全部搬离，村庄变为‘客栈村’的现象。”他说，“如果村落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，那以后活的原住民文化就基本上没有了。”
他也知道，在商业大潮之下，很难有村庄能够独善其身，毕竟也要有产业来支撑村庄的后续发展。
现在的难点在于：如果村庄里没有产业，村民也会外出打工；但要引进产业，又有可能吞噬掉村落原有的文化。
“因此，我觉得来开发的企业应该在项目周围保留一些村子，保留良好的生态环境，至少让大家看到原住民的生活、民俗和田园风光，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事情。”杨福泉认为，这条路是可行的，比如欧洲很多村落都保留得很完整，现在乡村游在欧洲很流行，很多人都愿意去村落里面看。
关于这一点，他也曾经有过实践和体会，“以前我每年都会给来丽江的高端游客上一两次课，他们特别喜欢丽江，都会定个日程，去一个村子，跟村民交流，。此外，比如和跟宣科先生、和东巴等地方知名文化人的对话。他们不喜欢那种要导游领着到处跑的旅游方式。”
参加民歌比赛的纳西村民们 /杨福泉 摄于2008年
村落保护和产业发展的矛盾该怎么解决？他认为两者可以平衡，关键在于一个好的产业规划，比如江浙和安徽的部分村落就做得比较成功，比如泰国、和日本和韩国的部分村庄。
以泰国村庄的“一村一品”模式为例，一个村子就推广一种特色产品，跟其他村子不重叠，游客要买某种商品，都知道要到哪个村里去。
“但在丽江，几乎还没有这种模式，我是没见到。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思考。”
他认为，这更多需要企业家来谋划，也能帮助解决目前丽江村落里传统手工业生存和发展的问题。几年前，在十几年前，丽江部分村落的手工业和产品曾火过好几年，但后来被来自内地一些地方义务的小商品打垮，导致这些产业和商户赚钱较为困难，自然也留不住人。这样的话，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。
“所以真要做好的话，丽江还是要多走出去取经，多借鉴一些做得好的地方的经验和做法。”
杨福泉认为，丽江的文化在学术界内的传播已经做得不错很好，但现在最大的难题在于包括手工业在内的文创产业，不足之处还是比较多。产业做好了，人们赚了钱，就会更主动地推广丽江文化。
“充满田园和民俗生活情趣的乡村吸引力，和文化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，。如果丽江的旅游与生态和文化产业的互动搞得更好了，小镇和乡村的美丽不断地焕发出来了，加上成功的文化宣传，好了的话，以后每年游客人数的不断增多，特别是吸引更多的高端游客来丽江，那应该上亿是没问题的。”
（感谢丽江读本对本专题采访提供的大力支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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